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。
明朝推行言官制度，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，上至国家大事，下至后宫琐事，只要你有想法，可以尽管说来，不要害怕得罪皇帝。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“昏君”、“杀谏官”的骂名，实在气极了，最多也只是“廷杖”，在言官的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。
正因如此，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，立论唯恐不偏激，言辞唯恐不夸张，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、小道消息，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。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，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，一举成名。通过骂皇帝、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以捞取资本。
看看明朝的名臣，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“骂”过，如海瑞、杨涟、左光斗、张璁、夏言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等等，大明帝国如果没有他们，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。
这些言官骂别人，同时也不断地被人骂。给人“挑刺儿”是最容易的事情，再完美的人，也能挑出个毛病，陈谷子烂芝麻的事，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，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。你在位时骂你，罢官后还要骂你，活着骂你，死了还要骂你，好像不把你搞臭，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。
崇祯时期，明朝危机重重，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“骂”，直至被凌迟处死后，骂声还在继续。清军入关后，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，还有半壁江山，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，还在继续“骂”，继续“内讧”，到了这个程度，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。
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。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，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，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，就是“不郊、不庙、不朝、不见、不批、不讲”。
万历执政前10年，是明朝一个辉煌的瞬间，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，万历为何突然要“六不做”呢？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。
敢于骂皇上，直接骂，毫不留情地骂，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。
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《酒色财气四箴疏》，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，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、贪婪、残暴、昏庸、无能、懒惰……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、一无是处的皇帝。这不是进谏，简直就是人身攻击、诽谤侵犯名誉。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。
这以后，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，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、暴风雨式的谩骂，皇帝没了脾气，只能装聋子不理睬。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，后来者，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。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躲避，选择了“六不做”，任由他们去骂吧。
孔子曰：“苛政猛于虎。”在明朝，这些文官“骂声猛于虎”。皇帝尚且如此忍让，何况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将?能干的人都给骂下台，大明朝靠什么来支撑？
勇于进谏、尽人臣之责本是件好事，但无端地放纵，奖罚不明，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，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。